转: 走出迷茫的方法

「走出迷茫的方法」1.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2.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最接近成功的时候;3.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4.宽容他人对你的误解;5.不要无缘无故的妒忌;6.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7.不要看失去什么,只看还拥有什么;8.用最放松的心态对待一切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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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苦苦寻求的就在你手里,但结果是看你怎样对待这个机会。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的落在磐石上,一出来就干枯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离得,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的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路加福音)

精神分析:童年经历与婚姻关系 (转自中华心理网)

转自中华心理网

陈露按照电话里预约的时间,准时来到我的治疗室。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来访者:娇好的身材配上一付漂亮而忧郁的脸,少女般的稚气再加上白领丽人的优雅举止,我对自己说:“又是一个红颜薄命的主。”

经过简短的强颜寒暄之后,她娓娓的道出了自己的痛苦。她是三年前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现在在一家名气很大的外企工作,收入可观,应该说她现在的一切都是大多数同龄人所羡慕的。男朋友文岳是她的大学同学,现在留校当教师。他们建立恋爱关系已有五年了,也有一段如胶似漆蜜月般的时光。可是近来他突然提出分手,五年的爱化为泡影。说到这里,她已经是泣不成声,哭成了一个泪人了。

等她平静下来,我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在大学期间,他们憧憬着幸福的未来,盼望着毕业之后的新生活,也时常谈论结婚的计划。在一起逛商场时,文岳常会指着那些精美的家具和家庭装饰品说:“等我们结婚时,我就要买这个。”生活的道路一切看来很顺利。可是等到毕业后,各自都有了稳定的工作,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尽管他们来往如旧,文岳却渐渐的不愿再提结婚的事情了。陈露感到了一丝的不安,开始不断的追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文岳只是嘴里胡乱的搪塞,不愿正面回答。陈露愈发感到不安,于是每次追问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到底怎么想的?”等等。文岳的回答越来越模棱两可,不能令她满意。最后竟变成了:“你别问了,我自己也不知道。”陈露伤心透了,每次的见面都是在争吵和极不愉快的气氛中分手。陈露说:“后来我知道不应该再问了,可是我就是控制了自己,老是想刨根问底知道他到底他是怎么想的。每天没事都在想,想的不能正常工作,不能睡觉,总是忍不住想给他打电话,可是每次电话都搞得更不愉快,最后我终于受不了了。对他说:’我给你一个礼拜,我不给你打电话了,你好好的想一想,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可是等第三天我就忍不住又给他打电话。他给我的答复竟是:’我想好了,咱们分手吧。’我一下子就崩溃了。”陈露痛苦的用手捂着脸,眼泪从她的指缝中涌出,她不断的重复着一句话:“他不在了,今后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怎么活呀?”

童年经历   在我的安慰下,她终于平静下来。我开始询问她小时候的情况,在她的讲述中,我渐渐的得到了一些线索:她的父母都很爱她,但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张,经常吵架,多次提出离婚。小陈露每天最担心的就是父母会不会离婚,她不愿失去父母中的任何一个人。有时候父母与她开玩笑说:“如果爸爸妈妈离了婚,你跟谁过呀?”她就会坚决地说:“你们要是离婚,我谁也不跟,我就去死。”她告诉我说:“这不是吓唬他们,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父母终于没有离婚,而是在吵吵闹闹中一直生活到今。陈露也就是在这种时刻害怕失去父母中任何一个人的不安中长大。她还告诉我说:“那时候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总是很晚才回家,我总是担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不会出事。如果真出事了,我就也去死,马上自杀。”

接下来,我开始通过陈露了解文岳的童年情况。根据陈露提供的情况,我得到了如下线索:文岳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的父母十分严厉,时常打骂他,并要求他除了照顾弟弟妹妹外,还要承担很多本不应是他的家庭责任,因而使他过早地失去了童年。

现在,问题的症结已经明显了,造成陈露与文岳的关系破裂的原因在于于双方的童年经历,以及由此造成双方在恋爱关系中的行为模式。

首先,陈露从小在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这决定了她在恋爱婚姻关系中必然会不断寻找小时候从未得到的安全感。她会不断地要求对方做出对爱的许诺和保证,以满足她对安全感要求。如果对方稍有疏忽或冷淡,便可能重新唤起她在童年时不安的体验。于是她就会变本加利地要求对方的许诺和安抚。一旦对方不能满足她的这种要求,她便会有面临灭顶之灾的恐惧。事实上,她小时候就常常要求, 甚至不惜以死来强迫父母对她做出不离婚的许诺。这与她不断地要求文岳做出结婚和永远爱她的许诺如出一辙。对方提出分手后,她即感到死亡一般的恐惧。不知道自己一个人怎么生活下去,如同小时候对失去父母的恐惧是一样的。

而文岳则因为小时候过早地承担了本不该是他当时年龄所应该承担的生活重担和家庭责任, 从而过早地失去了童年。他在长大后必然厌恶或害怕过早、过多地承担婚姻家庭的责任。还在学校读书时,因为感觉结婚成家还是遥远的未来,所以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与陈露一起憧憬未来,谈婚论嫁。但是毕业工作后,结婚的可能性已经来临,他便犹豫甚至退缩了。他不想过早地成家过日子,因为这意味着回到他童年的生活中去。因此在陈露的不断压力下终于胆却了,决定逃避成家,逃避承担做丈夫和爸爸的责任。这一切对他来说来的太早太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不想过早地失去自由”。

由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经历会对人们成年后的婚姻恋爱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民间早就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与西方近代的心理学的一些有关理论惊人的相似。下面让我们具体地看一看早期经历是如何影响人的一生,特别是人的择偶和婚姻关系的。

   一、依恋期:(0-18个月)   当婴儿出生前,母亲的子宫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生活环境:最适宜的温度和自动的营养供给,甚至呼吸也不必自己劳神,这是婴儿的安全和舒适的生活世界。但是当他与母体分离后,即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周围的空气温度使他感到不舒服,氧气和食物需要自己获取,这一切都使他感到自己生存受到了挑战。如果他在需要的时候立即能得到母亲的奶头和怀抱,他便感到回到了原来安全舒适的母体里。但是如果在他饿的时候得不到母亲的奶头,不舒适和不安的时候不能立即得到母亲的怀抱,他便感到了死的威胁。因为这时候的孩子没有任何自我生存的能力,完全依赖于母亲的呵护,所以在这一阶段,生存是婴儿生命的全部目的,对母亲的依恋也就成为他的最基本的需要,如果这一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即造成了婴儿的心里伤害。婴儿大声的哭泣便是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恐惧,而不仅仅是成人认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哭闹。当然,百分之百能满足婴儿对依恋的心理需要的母亲几乎没有。由于各种原因,即便最疼爱孩子的母亲也会有疏忽的时候,也有由于忙于其它事情而不能立即满足婴儿的需要的时候。但是生活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情感冷漠的母亲,她们对婴儿的哭声充耳不闻,她们感到婴儿是自己生活中的负担和烦恼的根源。由于婴儿对依恋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伤害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人格类型并伴随他们终生。

儿童:对遗弃的恐惧   一些母亲对孩子依恋需要的反应不稳定:有时候能满足孩子的需要,而有时候则不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种的,如母亲的情绪不稳定,没有适应做母亲的角色,有时冷淡烦躁,有时呵护有加。或者一个爱护孩子的母亲却由于工作原因不能时时守在孩子身边,还有的母亲受了一些宣传的影响,认为不能溺爱孩子,不能要吃就喂,一哭就抱,有意识地训练孩子按顿吃奶的习惯等等,不到时间坚持不喂奶,任凭孩子哭闹等等。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婴儿有时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食物和呵护,有时候则不能,在其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唯一所能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大声哭闹。经过一段时间的哭闹后,他的需要终于得到满足。这样的孩子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安全感,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观念:只有不断的哭闹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食物和爱护、才能生存下去。婴儿一方面使出全身解数,努力地用哭闹吸引母亲的注意,从而使自己的依恋需要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却又为自己受到冷迂而感到愤怒。母亲成为他的愉快与痛苦的同一源泉,他在生理和情感体验上的愉快、满足与愤怒、伤心交替出现。因而形成了他对母亲的爱和恨并存的矛盾情感。这种儿童我们称之为依恋儿童。

成年:依恋型人格   如果依恋儿的处境不能在后来的成长阶段中得到改变,他们的心理发育就会停滞在依恋阶段。他们在这一阶段中没有得到的需要将会成为其基本人格特征而伴随终生。在成年之后他们对依恋的需要始终存在,当他们进入了一个亲密关系时,这种依恋倾向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我们会发现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矛盾的中心不满就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不在。”他们对亲密接触的要求似乎永无止境,每当他们认为自己被对方忽视的时候,便会感到被遗弃,就会愤怒,就会恐惧。他们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要求对方时时刻刻的关注,不能容忍丝毫的忽视和冷遇。他们总是在埋怨对方对自己不够关心,辜负了自己的爱,并总是试图用生气,吵闹,和威胁等手段来迫使对方来关心自己,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这和他们在婴儿时期用哭闹的方式来获得母亲的关心是一样的。由于强烈的不安感和对遗弃的的恐惧,他们心中充满了嫉妒和猜疑,无论对方如何表白,他们还是难以给对方以信任。生气,哭闹,吵架,猜疑嫉妒都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归根结底,这是源于他们早年对母亲怀有的爱与恨的矛盾情感。

安女士与男朋友王先生一起来到我的诊室,安女士目前下岗在家,王先生是一个计算机公司的部门经理。安女士告诉我,王先生每天光是忙着公司里的事,心里完全没她。但是王先生却说,事实上大部分周末他都是与安女士一起度过的。安女士也承认,周末通常还是挺愉快的,可是只要王先生一忙于工作,自己就很抑郁,就感到自己被生活抛弃了。他总是不断地追问王先生是否真心爱她?是否真的要与她结婚?如果她得到了想要的回答,便十分满足和愉快。如果万先生的表现不能令自己满意,她便会十分伤心,并马上转为愤怒,开始用各种语言来刺伤对方,或者滔滔不绝地数落和抱怨王先生的种种“不是”,并且把他赶到客厅的沙发上去睡觉。在王先生上班的时候,安女士会常常打电话到他的公司里去,意图“了解”他的行踪。如果王先生能陪她在电话里多聊一会,她就会很满足。如果王先生正在忙,不能多讲,安女士便会愤愤地挂上电话。如果王先生再打电话过来,她便会变得十分冷淡,一脸不想谈的姿态。王先生告诉我说:“他简直像一个小孩子,喜怒无常,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让她满意。”   安女士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依恋型人格”的特点,她现在正是无意识地用自己在婴儿时期吸引母亲注意力的方法――哭闹来吸引王先生的注意力,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遗憾的是,正是这种方法造成了与王先生之间关系出现裂痕。

儿童:对拒绝的恐惧   另一种母亲是持续的情感冷漠的妈妈。她也许本来就没有想要孩子,孩子的降临使她充满了奥悔和失望,她把孩子看做自己不幸的根源,或是一个错误行为的结果。也许她天性就反感孩子,正如当年她的母亲反感她一样。这种母亲对孩子在情感上是冷酷的,甚至很少愿意去抱一抱孩子,打骂孩子也是家常便饭。还有些母亲由于长期情绪处于抑郁状态,对孩子也是持续冷漠的。这种母亲的孩子我们称之孤独儿童,他们往往惧怕亲密的接触,虽然事实上他们也曾象其他儿童一样需要妈妈的爱护,但是每次对母亲依恋的渴望和要求都会导致心理上的痛苦, 因此婴儿自然而然地作出了一个痛苦的选择:回避一切亲密接触,并导致出了一个结论:我没有需要。他们不常哭闹,似乎很容易满足,给他什么就吃什么,并不要求更多的,并不在乎别人是否关心自己,似乎没有什么需要。他构造了一个不真实的自我,他们看起来很独立,实际上是否定自我的需要,恐惧与他人接触,其目的只是为了回避由此可能带来的痛苦。这样的孩子常常被认为是“好孩子”、“乖孩子”,妈妈为孩子早早就表现出来的“独立性”而感到骄傲,在后来的生活中,孩子的这种所谓“独立性”也许会受到社会的赞许,甚至他自己也会为自己的“独立性”骄傲,但是不幸的婚姻生活在等着他。

成年:孤独型人格   如果孤独儿童的生长环境不变,他在幼年时期的心理特点将随着他的成长而成为他的人格中的基本特点,成为一种在人际关系中,特别是亲密关系中的回避型人格。如同在幼年一样,他否认自己的情感甚至物质需要。事实上他不是没有亲密的需要,而是在幼年时期把这种需要放弃了。他们的性格通常是冷漠甚至冷酷的,缺乏对生活兴趣和追求。因为总是回避过多的亲密接触,他们显得似乎很独立。他们在配偶的选择上往往与依恋型的人有缘份,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依恋型的人往往较为主动,从而缩短了由于他的冷漠和退缩造成的距离空间,使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建立。当然,回避型的人在恋爱初期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但是一但亲密关系确立之后,因为过多的亲近仍然是痛苦和恐惧的,他的冷漠退缩特点就会浮出水面,。由于性格特点,这种人在社会生活上较少物质需求,并富于独立和忍耐性,在事业上往往成功,为人们所赞许。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则通常是失败的。

前面提到的王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在安女士和王先生的第一次治疗中,安女士显得十分愤怒:“你从来都不想主动的接近我,如果我不给你打电话你决不会给我打。如果我不说周末咱们一起去干点什么,你就永远在搞你的电脑,你简直是个冷血动物!”

王先生冷静地回答到:“我简直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好像天底下没有事情能让你满意,你老是在抱怨,抱怨我这,抱怨我那,你的要求太过份了,谁受的了?你怎么这么多事?难道就不能让我们好好地待一会儿?况且每一个人都有想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你就不能自己干点什么?”事实上, 王先生已经多次提出搬出他们同居的家, 希望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即使在他们的关系比较融洽的时候,王先生也不喜欢在除了性生活之外的时候有任何亲密的身体接触,如牵手,挽臂等,特别是在公众场合更是如此。安女士抱怨说:“除了在床上,他对我简直就象个陌生人一样。”

二、探索期(分离期)(18个月-3岁)   当孩子的生存环境稳定后,他们的生存本身已经不再是令他时刻担心的问题之后,特别是当他们开始能够自己走路之后,周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都在等待他们去探索。他们的兴趣从如何吸引母亲的注意力逐渐地转向了周围的世界,开始要一离开母亲的呵护去探索他的周围空间了,这就是孩子的人生的第二阶段──探索阶段,或称分离阶段。

这时候的孩子一方面需要尝试着越来越多的离开母亲身边,从而证实自己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失去母亲呵护的不安全,因此他们同时又要求不断地得到安全感。这是个矛盾的心理要求,父亲的角色这时十分重要,他应当耐心地支持孩子充满好奇的离开妈妈去探索他的周围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是客厅、厨房、厕所、门外边、甚至街道、公园等等,当父亲带着孩子离开母亲的视野后,再逐渐地让孩子离开自己。这时候孩子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兴致勃勃地从父母身边跑开,但是马上又跑回来,投入母亲的怀抱,然后即刻又离开……,不断重复,不厌其烦。当孩子一离开父母时,即感受到了不安,特别是当父母不在孩子的视线范围之内时更是这样,他们需要立即回到父母的怀抱中去。这时,一个称职的母亲应该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鼓励孩子的“探险”,她对孩子的行为各种冒险行为并不横加干涉,她对孩子显示出的独立倾向没有感到不安,她明白这是孩子成长必需走过的道路,但同时她也明白孩子此时依然需要安全感和依恋,所以她总是让孩子知道:放心地走吧,等你回来时,妈妈还在这里等你,等着听你有趣的“历险记”。

我曾经在一个美国的购物中心里看到了一对找不到妈妈小姐妹,姐姐约为5、6岁,妹妹约为2、3岁,妹妹惊慌地疯狂哭叫,很多顾客和工作人员都试图安慰她,让她安静下来,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行,虽然姐姐的眼睛也是含着泪花,却是很冷静。我意识到,今天的经历对妹妹的一生来说,其不良影响恐怕是不可抵估的。

如果这一阶段父母教育的方式不当就会造就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儿童:距离儿童和矛盾儿童

儿童:对被控制的恐惧   有一些溺爱孩子的母亲可能在孩子的第一阶段(依恋期)做得较好,可以较多地满足孩子对依恋的需要。但是她在第二阶段上往往出现问题。她可能过分呵护孩子,生怕孩子出现意外而过多地限制孩子的行动。她们总是在冲着孩子嚷嚷:“回来,那儿不能去。”“回来,那儿会摔倒的。”这样,她就关闭了孩子通往外面精彩世界之路。她们这样做,可能出于爱护孩子的本能,但更可能是出于自己对遭受孩子遗弃的恐惧,和自己对孩子的依恋,她不能忍受与孩子的片刻分离。

孩子的反应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孩子拒绝回到母亲身边,总是设法与母亲保持一定的距离,逃离母亲的控制。另一种则是虽然人回到妈妈身边,但是情感却对母亲关闭了,即在情感上保持距离。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些孩子,他们充许妈妈抱,但同时总是把脸拧到一边,不让妈妈亲,他们最担心的是不要被妈妈控制和“吸收掉”。

从表面上看,距离儿童与孤独儿童相似,实际上他们是从根本上不同的,孤独儿童从不主动,从不要求任何东西,更不要求接触,因为接触总是导致被拒绝的痛苦。而距离儿童则不同,他们通常在依恋期适应很好,他们的依恋需求通常能得到满足,但是当他们需要离开母亲时,问题就来了,他们不害怕亲近,事实上他们也需要亲近,但是总是小心保持自己与他人的距离,他们害怕过于亲近,以至不能从母亲的控制中逃脱。

成人:回避型人格   距离儿童长大以后成为回避型人格,他们的人际关系无论是身体还是情感都是疏远的。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来回避家庭生活:长时间忙于工作,喜爱经常出差的工作,喜欢参加各种室外活动,即便在家里,也总是埋头看书、看报、电视。周末宁愿忙于各种家务也不愿多坐下来陪陪自己的配偶。独立型人格需要自己的空间,配偶的亲密表示往往使他们浑身不自在。“你总是在控制我”,“你太粘人了”,“我需要一点自己的天地”,是他们经常发出的抱怨。他们与孤立型人格不同,孤立型人格否认自己对亲密的需要,而回避型人格则会正面显示他们对亲密的需要。他们最喜欢那种来去自由的关系,当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对亲密的需要时,特别是当他们感到某种内疚或对遭到遗弃的恐惧时,便会从自己的小天地里走了出来,向自己的配偶频频示好,去取悦对方。当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后,特别是当他们感到了对方企图保待这种亲密状态,或对自己有进一步需求时,他们便会立即退缩,甚至生气:“你怎么没完没了?你的要求得太多了。”迫使对方离开自己。等他们再次“出山”的时候,他们会“忘记”与对方之间的不愉快,会奇怪对方为什么如此不高兴。他们会试图改变对方的情绪,或批评对方对自己的冷淡:“我都有没事了,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如果气氛不能得到改善,他们会再次走回自己的小天地里去。

陈卫钧,一个成功的公司经理,是一个典型的回避性人格,他带着妻子张莉一起来到我的诊室,希望我能治疗张莉的“抑郁症”。经过与张莉的交谈,我发现她的抑郁是因为丈夫对她的冷漠态度引起的:“除了吃饭睡觉,他总是有他的安排。早上忙着上班,下了班不是去健身房就是去飙车,晚上看球赛,好不容易等球赛完了,他又说要一个人冷静冷静,考虑生意上的事情。如果我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他总是嫌我影响他的工作。我不明白,既然他跟我结婚,为什么有这么把我不当回事?”

我问道:“陈先生一直是对你这么冷淡吗?”她说:“其实也不是,刚结婚时他挺好的,挺关心我的,可是没多久就变了。等我真的生气了,不理他了,他又会过来说好话,哄我,可是没好两天,他又变成那德行了,他总是在变,而且很多事答应得好好的,到时候就变卦,实在让人受不了。”

陈卫钧冷冷地说:“你知道我喜欢运动,我有很多爱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难道我不能有一点自己的事情?”张莉马上反驳道:“你总是没有时间跟我在一起,连一起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可是却有时间跟秘书在一起,这是搁谁头上能不多想?”

陈先生看来很不高兴了,但是仍旧很克制地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只要看谁一眼,你就认为我跟他上床了。太无聊了。”但是陈先生也承认,张莉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生活上十分照顾自己,只是太粘人,什么事情都想管,不给人留一点自己的空间。回避性人格很难全身心地去亲近他的配偶,总是有意无意地保持与对方的距离,每当他们感到自己的个人空间受到侵犯时,就会立即退缩,与对方疏远。但是他们的疏远是有限度的,一旦感到有可能失去对方时,他们就会又试图接近对方,使对方陷入困惑之中。

回避性人格的另一个类型是我们常说的“花花公子”类型的人。他们需要不断地吸引异性的注意力,正如小时候需要不断地吸引父母的注意力一样,但是又不能保持与异性的关系。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来获得异性的爱,可是一旦进入一种稳定的爱情关系,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厌烦,因为他们感到了被控制和被“吸收”的威胁,于是就又想方设法摆脱和终止这个关系。同时他们对依恋的需要并不因此而消失,他们就又开始了另一段恋情。对他们而言感情是矛盾的,既有对依恋的需求和对被遗弃的恐惧,也有对独立的需求和对被控制的恐惧。如果一个母亲在孩子的依恋期不能满足他对母亲的依恋要求,又在孩子的探索期严重地限制了他对独立和探索的需求,那么她就很可能造就了一个未来的感情不专一的“花花公子”。

儿童:对失去的恐惧   矛盾儿童的父母通常是那些缺乏耐心的人,他们总是想从教育孩子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或者总是忙于其他事情,所以总是鼓励,甚至是强迫孩子过早地开始他们的探索和独立阶段,而忽视了孩子在离开父母之后又要回来以确认安全感的心理需要,使孩子在片刻的“探险”之后常常得不到父母的情感支持,从而破坏了孩子的安全感,使他们陷入寻求独立和依恋父母的矛盾情结之中,成为孩子走向成熟的“后顾之忧”。他们常对孩子说:“去,自己一边玩去!”“没看见我正忙着吗?”“你是个大孩子了,别老缠着我。”结果造成孩子对独立的恐惧,害怕离开妈妈,这些孩子需要不断反复地确证父母是否随时都在关心着他们,爱他,他们总是眼睛盯着父母,唯恐自己稍有疏忽,父母就会消失。他们需要父母时刻都在身边。他们使用一切手段来吸引父母的关注:眼泪、讲故事、问问题等等,但是,他们与依恋儿童不同,生气、哭闹、抱怨不是他们手中的武器,相反,他们知道如何通过讨好妈妈,作出好孩子的样子,或者找出各种借口来得到母亲的注意力。例如一个我的来访者回忆说:“我妈妈总是让我自己玩游戏或画画,然后她就自己消失了。她总是说:’你现在长大了,不要老缠着妈妈,让妈妈休息一会儿。’没几分钟我就会找出各种借口,闯进她的房间去看她是不是还在屋里。这时候她总是很不高兴:’你没看我正忙着吗?’但我还是不断地闯进她的房间去打扰她。”

成人:追求型人格   矛盾儿童到成年后即形成追求型人格,他们总是想出各种方法去保持与配偶的亲密关系。与依恋型人格一样,追求型人格也惧怕被抛弃。但不同的是,如果说孤立型人格是害怕被:“拉回家”,那么追求型人格则是害怕“害怕找不到家”。对追求型人格来说下班回到家看到家里的灯是黑的,早上看到配偶不在身边都是很难以忍受的。他为了能够保持与配偶的亲密关系,总是力图取悦对方,伺候对方,为对方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生怕与对方产生矛盾或不高兴,因为他们怕对方离开自己,所以总是设法安排各种共同的事情:出外郊游、看电影、逛街、上餐厅、运动等等。他们总是压抑自己的需要,将对方放在首要的位置。他们不像依恋型人格那样总是在抱怨生气,他们是“贤妻良母”或“五好丈夫”,很少抱怨生气,总是努力抑制自己的不快,习惯于看着别人的眼色,生怕对方不高兴。可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并不讨好,而是使对方感受到窒息,没有一点个人的空间。对于失去的恐惧常常造成猜疑和嫉妒,他们十分留意对方的行踪或者表情,对可能出现的所谓“第三者”非常敏感。这种人常常在暗暗地伤心落泪,感叹“活得太累”,陈卫钧的妻子张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自我的确认和能力的形成(3-7岁)   这时的孩子开始体验到了一个新的现实世界,他想要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以周围世界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他开始了自我形成的生命历程。为此,他必须完成两件事情,这些都会在一生中影响到他与于自我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这就是:(1)他必须在自己的内心里建立起一个稳定和持续的自我形象,以及一个稳定,持续的他人(主要指亲人)形象。(2)确定对自己的能力的自我评价,从而确立自己的自信心。   自我的确认   在三岁之前,孩子在父母不在自己身边时立即感到焦虑和被遗弃的恐惧。现在,大约在三、四岁左右,孩子的空间活动能力不断地增强了,以及父母不在他的身边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 但他仍像以前一样,需要安全感。于是他就开始将父母的形象装进自己的头脑里,以便使自己在离开父母身边时仍然保持与他们的精神联系,保持着心理上的安全感,就象我们把自己的亲人的相片装在钱包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看一样。   由于孩子开始把自己从精神上与父母开始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就是开始独立了,他立即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需要逐步地建立起一个关于自己的内心形象,即我是谁?孩子是通过游戏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他们装扮成各种动物、人物、卡通角色,等等,来尝试自己是谁,自己不是谁?自己与其他人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最终,各种动物、人物和卡通角色的特点经过自己的认同后组合成一个独特的个性特点固定下来。孩子在扮演聪明的小白羊、凶狠的大灰狼、可爱的小兔乖乖、狡猾的狼外婆、以及官兵捉强盗......,到近年来孩子们喜爱的美少女战士和灌篮高手、忍者龟.......等各种角色中寻找自我,形成自我。这是的孩子表现为非常地注意父母对自己所扮演的各种游戏角色的反应,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同,并强烈地希望和要求自己的父母与自己一起来玩游戏。   在孩子的这一成长阶段,父母与孩子共同游戏,以及对孩子的游戏角色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长的反应决定了孩子将来的性格形成。明智的父母鼓励孩子尝试各种各样的游戏角色,对孩子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中表现出来不同的行为和性格都给予积极的反应:“小白兔,你跳的真好看!”“大灰狼没有吃到小白兔,现在一定饿了,快来吃饭!”当孩子的角色扮演得到父母的积极反应,他会继续尝试其他的角色来看看父母的反应。父母应该说:“你不但是漂亮的美少女战士,而且是勇敢的忍者龟。”如果孩子在他的生活环境中有足够的角色和模型供他选择,而且他的选择都得到父母的积极反应和肯定,他就会将在各种角色中汲取营养,集各种特点为一身,形成一个非常丰富和高度个性化的独特人格。这时,父母应对于孩子的各种角色认同都给予积极的反应,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有选择的评价、批评,忽视或者禁止和惩罚孩子的各种尝试。

儿童:对羞辱的恐惧   然而,大部分的父母对于这一阶段的孩子方法是有问题的。他们由于自己性格和价值观的局限,总是希望让孩子成为自己头脑中理想的,或希望的样子,因此往往对孩子包括游戏方式,在角色扮演中的行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性格特点以及行为特点进行不同的反应,有的赞同和夸奖,有的批评或忽视,甚至打骂和惩罚,用这种方法来塑造孩子。这样,孩子的人格就被按照父母的意愿来扭曲形成了。我们现在有时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方形的苹果或葫芦型的西瓜,非常有趣,自然价格也要贵出许多。据说这些瓜果师在他们还没有长成前就涛在各种方形或葫芦型的模型中,于是这些瓜果就会按照模型所规定的形状生长起来。这种方法固然很有趣,但是把自己的孩子塑造成方形的苹果可就不是那么有趣的事情了。

很多父母,他们虽然在孩子的依恋期和探索期都能较好的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但是对于孩子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自我的诞生”并不欢迎,孩子的这种自我形成使他们感到了不安,因为这些可能不符和某些社会文化的偏见,或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期待。我们中国人历来讲究对孩子的“家教”,于是他们对那些孩子表现出来的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和要求的行为特点和性格特点给予批评、拒绝、压制或惩罚:“女孩子不要那么疯,丑死了!”“这些东西是女孩子玩的,你是男孩子,羞死了!”“不要这么闹,静静地坐在那儿才是好孩子,”好孩子应该这样,好孩子应该那样......。于是,孩子的人格就分裂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受到父母和社会赞同和强化的部分,所谓光明面的部分,另一个是受到父母和社会否定因而被压抑下去的部分,所谓“阴暗面”的部分。从此,孩子形成一个单一的,片面的人格,不再是一个拥有完整的自我的人。孩子会本能地对自己的“阴暗面”感到羞耻,甚至否定了它的存在。孩子将自己分裂成了“好的”和“坏的”,他会努力地压抑自己的所谓“坏的”一面,表现自己的所谓“好的”一面,并将它作为自己唯一的自我形象固定下来。他总是在努力地控制自己,控制他的自然的人性中被否定和压抑下去的部分不要“?露”出来,以免受到羞辱。

成年:古板的人格   刻板的儿童到了成年之后即可能形成古板的人格,这种人性格固执,通常自我中心,缺乏灵活性,较少有感情的自然流露和缺乏同情心。他以自己的“精确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性思维”以及高度的理智为骄傲,而以流露内心情感为耻。因为这种人格较适于技术工作,显得比较冷静、理智、工作认真、一丝不苟、计划性强,在社会的竞争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常事业成功,是公司或机构中的高层管理者或技术骨干。他们的这些性格特点也往往吸引了很多那些性格上较为感性、不理智、依赖性强的异性。但是一旦组成家庭,这些性格特征就成为配偶痛苦的源泉。他们也往往会选择一个与他性格相反的异性作为配偶,因为她的身上具有自己失去的那些人格特点,只有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才会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完整,即我们常说的“性格互补”。可是不幸的是,要不了很久,他就会开始不断地挑剔对方的毛病,正如他的父母当年对自己一样。,不能忍受对方身上的自然的、自发的和任何看起来“不符合理性”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一切事情都应该是预先设计和计划好的,因此常常指责配偶:“头脑不清楚”,“自己都不知自己想要什么。”“好好想想再说。” 他们视配偶为自己的支配对象。 他们通常情感冷漠,甚至不近人情。   他们最怕丢脸,过分强调自我控制,认为做人不要随心所欲,要有理性。他们把真正的自我深深地藏起来,于是显得很有城府。在婚姻中他们控制欲很强,固执己见,并喜欢用冷漠来惩罚对方。

儿童:对被忽视的恐惧   另一些父母由于过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或自己的情感生活,完全忽视了孩子的这种自我确认的重要心理过程,对他们的自我认同的游戏完全地不予理睬,不给予任何反应,拒绝与孩子一起游戏,完全不在意孩子在玩一些什么游戏,对孩子的游戏认为是幼稚可笑,不屑一顾,更不会对孩子在有些中扮演的角色给与积极的反应。如果父母从不对孩子说:“嘿!我们的小’花木兰’回来了,”“你真是一个’小精灵’,” 不参与孩子的游戏,……,孩子将无从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结果,孩子将缺乏自我认识,缺乏个性,不知自己是谁,不能形成明确的自我观念,不能清楚地区分自己与他人的区别和与他人的界限,在内心里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他们总是表现出多重人格的特点,并在自己的不同人格特征中间徘徊不定。他们情绪往往不稳定,常会无道理的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伤,一会儿生气。他们害怕被别人忽视,他们最受不了别人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因为这样会为使他们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

这些孩子总是想得到父母和别人的注意,因此想尽办法表现自己,好象总是生活在舞台上似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正是这种过多地需要别人的关注和认可,造成了他们的人际之间的界限的概念模糊,也不能建立自己的界限。他们总是试图侵入别人的生活领域,也不能合理地保护自己的生活领域不被别人侵犯。

成年:顺从型人格   不被重视的儿童在成人后往往形成一种“扩散型”人格。他们常常会抱怨:“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你无视我的存在”。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观点、甚至情感,总是附和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情感,而不敢成为真正的自我,象变色龙一样,随时会根据环境来改变自己的颜色。他们总是在察言观色,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总是过分地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对自我的认识完全依赖于别人的反应,他们的精力总是集中在如何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和关注。他们最怕被忽视,不被关心和关注。他们做人的标准是不要出风头,不要太有主见。他们总是努力地讨好和取悦对方,相信只要对方高兴自己就会得到关注、爱和幸福。然而无论对方给与他多少关注,他仍然在抱怨自己没有被重视,没有被爱,或没有被承认。他们总是在抱怨对方控制欲太强,情感迟钝,他们常说;“你从不关心我,什么事情都要按你的意思去做。”

能力的确定   孩子在确定自我的同时,或稍後的时间,通常从四岁开始,试图确定自己对外界世界的影响,看看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和极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成功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自我评价。他们开始与同伴甚至父母竞争(如争夺关注),炫耀自己的能力。他们尝试做各种恶作剧,并注意观察父母的反应。如果得到父母的赞许,他们就会进行更进一步的尝试,直到受到父母的禁止或责骂,他们才会停止。

在这一阶段,父母的职责是鼓励、强化他们的各种尝试,同时建立明确的界限,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如果顺利,孩子学习到如何正确的适应社会,并建立自信心。父母的价值观就会开始内化为孩子的价值观,并在将来的生活中知道他们的行为以及人际关系。

儿童:对失败的恐惧   有些父母对孩子的尝试努力不是给与持续的鼓励和强化,他们对于自己孩子的奖励显得十分的吝啬,因为生怕孩子会由于得到过多的奖励而“骄傲自满”。当孩子考试的了95分而欢欢喜喜地回到家,向父母报喜时,他们就会说:“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怎么不跟人家得100分的比?”   于是他们的孩子就会几乎每做一件事都在寻求父母的赞扬和奖励。如果没有得到父母的赞扬和鼓励,他们机会继续努力,直到得到父母的赞扬和奖励。由于父母的鼓励和赞扬是如此的不易得到,孩子感到永远不够好,于是永远在追求成功和赞扬。他们不能面对失败,成功使他们自大,而失败则是他们自卑和抑郁。但是无论多么成功,他们都不能享受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成功。

成年:强迫性竞争型人格   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会成为一个狂热的竞争者。他们往往事业成功,蔑视道德,缺乏同情心。他们总是指责别人不努力,太苯。他们生活的一切目的就是竞争,竞争,再竞争。只, 有在不断的竞争中不断获胜,才能维持他们脆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不能容忍和承受任何失败。他们做人的标准是不要失败,不要犯错误,永远在追求完美。因为他们深信:“如果我是最优秀的,就会得到爱。”他们在婚姻中总是要居高临下,控制对方,家庭也是他们竞争的战场,而对家庭的支配权就是他们竞争的目标。他们倾向选择一个能力明显比自己差的人作配偶,一方面要求配偶服从自己,崇拜自己,但又同时不断地抱怨对方胸无大志,太苯。

儿童:对竞争的恐惧   有些父母从不给与孩子鼓励,总是在批评和指责。他们总是对孩子说:“你看人家xxx多聪明,xxx多优秀。”“这孩子好不了”“这孩子将来怎么办?”这样的教育是孩子不知如何表现自己的能力,即使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也往往不被父母认可;“学习不好,歌唱的再好也没用。”“这都是些歪门邪道的玩艺。”孩子常常产生强烈的无助感和敌意。他们从不公开地与他人竞争。他们表面上从不竞争,也不愿意参与那些与竞争有关的游戏,如象棋,扑克,体育竞赛等等。但他们胜利的方法是如何让别人失败,如背后说一些坏话,告状。他们为了避免失败或批评总是回避做出决定,却对别人的决定充满了不满或敌意,而且常常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等着别人的失败。他们缺少同情心和良心。他们回避一切竞争,却总是在抱怨不公平。

成年:巧妙的妥协型人格   这些孩子长大后,如同他们小时候一样,不喜欢参与具有竞争性的游戏和运动。在人际关系中,喜欢当面奉承但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贬低和破坏别人的名声和形象,使别人痛苦而从不自责。他们通常从事低于自己能力的工作。从不公开与看起来比自己能力强的人竞争。而是表示无兴趣参与竞争,说:“我从来不愿出风头”然后通过贬低别人而达到自己的心理平衡。

他们在婚姻中表现为表面上顺从,实际上消极抵抗,或通过巧妙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他们总是指责对方太要强:“什么都要听你的”“你什么都要占上风”。总是抱怨自己被控制,自己的能力不配对方承认。 点评:爱孩子是母鸡都会的事情。可是如何去爱却是学问。用积极的态度养育孩子,可以给孩子一生的快乐;用消极的态度来养育孩子,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生也难以磨灭的痛苦。身为人父人母,岂能不注意?

董路:做自己喜欢的事有时需要兜兜转转

转自:http://www.china30s.com/?p=2323

编者按:这篇访谈其实是一篇未完成稿,因为光目前呈现的内容,采访者和受访者已经对谈了4个小时之久。大家相约下次就“一个男生怎么做女性内衣生意”这个问题继续深入探讨。而下面的这部分,是董路讲他怎样一步步思考、努力,兜兜转转做各种尝试然后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这个过程,有很多值得分享给三明治们的地方。

文/Tiffan

董路从小爱画画,想做服装。但服装梦想在学校分配体制的限制下破灭了,后在中关村做起和电脑相关的生意。1990年代中去日本,就读琦玉大学市场营销专业。90年代末进入高盛先做IT,后做私人投资。2000年后就读斯坦福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后回国从事咨询和风投工作,然后创办男性高端衬衣定制Beyond Tailors,现创办兰缪内衣。

朋友眼里的董路,是一个有七零后年纪,九零后心态的不着地不靠谱的闲云野鹤,而在网络媒体的访谈里,他却是一个对资本运作,公司管理头头是道的CEO,而且还是女性内衣品牌的CEO。

这场访谈注定很有意思。

访谈在董路的内衣公司进行。周日的公司很安静,只有电商的团队在处理客户的问题。我们坐在公司角落的舒服的白色沙发上,对整个办公空间一览无遗,有几个员工座位旁立着人偶模型,挂着各种花色的布料,让人觉得轻松。

董路是一个很生动的人,可能是因为从小学画画喜欢艺术的原因,他描述的生活和想法,有很强的画面感。他能用各种拟声词和身体语言还原他的生活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Q: 你大学就读服装专业,是自己的选择吗?

A:我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爷爷是清华大学教授,爸爸在国家科委,妈妈在国家教委,都造原子弹,一家人在当时可谓又红又专又优秀。他们希望我能够和他们一样,学工程,造火箭,当科学家。大家也都觉得我理应走上国家高知的一条路,到各大院校或者各部委工作。

但我从小就爱画画,画素描和国画,得过小区的奖海淀区的奖,小有名气,家里人不当一回事,觉得这只是课余爱好。我学习不好,喜欢艺术,我父母认为他们的教育很失败。

我除了画画,也有很多兴趣爱好。我是第一个在学校玩滑板的人,喜欢跳霹雳舞,爱打篮球。

我很另类,不爱学习,不听父母的话,不肯上理工科。

家人虽然不同意我自己选择的服装专业,但终究支持了我的决定。1991年,我走进了北京联合大学服装专业。

Q: 你的大学是怎样的?

A: 在那个年代,连空气里都有一种骚动的感觉。进入北京联合大学学习的大部分都是北京当地十八九岁的学生。

这些同学根据经济状况,大致分成两派,一种家里有点背景,随身带着call机,动不动就去学校传达室打电话,冲着听筒喊:“什么?多少吨钢材?”“啊,要几架波音747?”“哦,一万台电脑啊?”这些北京孩子的父母都是通天的,什么钢材啊,水泥啊,木材啊,都在倒,压根没准备以后干纺织。另一种是家里没有什么办法的,就去麦当劳打工,一个小时3块钱,或者加州牛肉面大王打工,用洗墩布的水洗碗。我都不是,我属于第三类人,相当于现在的愤青,小文艺青年,头发倍儿长,扎个马尾,穿个浑身都是洞的牛仔裤,背个画夹去小河边画画。当时我对钱一点感觉没有。

Q:你的大学生活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你觉得让你离你喜欢的服装近了一步吗?

A:我进入大学之后,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自己对兴趣和理想的坚持成功了。

91年大一,我花了一年天天看国外的时装秀(学校资料室里的录像带),觉得自己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觉得自己将来也能成为米兰、巴黎、纽约的时装大师。

92年,我被大四的师兄带着去做服装市场调查。从来就没听过“市场”的词,特兴奋,我和我们的项目团队拿着北京地图,分区,分人,去调查北京的服装店。我被分到王府井,初生牛犊不怕虎,拿着红本学生证就一个店一个店地跟人谈:我是XX大学服装专业的学生,想做个市场调查,了解一下你们什么东西卖得好,从哪里进货,是什么情况。有人愿意谈,也有人不愿意谈。这样调查下来发现很有意思,很多很土的东西也在卖,反差很大。当时北京开了一家贝纳通,一件夹克700块钱,是天价,旁边有一家意大利服装店,我也操着磕磕巴巴的英语也和他们的意大利老板使劲聊。这些聊的经历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我发现,服装设计只是服装行业里很小的一个环节。我也发现,我将来要做的事情一定是能让大家穿上我设计的东西。这段经历,让我从一个艺术小青年,开始对“商业”这个概念有了一些想法。

当年的大学生类似公务员,每个月我们会领到25块钱的工资,但是工作要服从学校分配。于是有一天,学校带我们去未来的工作单位,纺织厂参观学习。我们去的纺织厂在北京的红庙,房子很低,是平房,里面有轰鸣的纺织机器,光线昏暗,地上各种线,很脏。纺织女工都戴着小白帽,一到吃饭时间,广播一响,机器全停下来了,我眼前就出现一片小白帽(女工都没有我高),哗哗哗涌到食堂里的景象。老师在这样的场景下,对我们说,这就是你们将来工作的地方,有可能在北京,有可能在外地,你们会成为工厂里的设计员,去设计纺织工程的机械。

那时,我成为世界级服装设计师的梦想破灭了。

再加上当时大环境的各种势力交错在一起,对我产生影响,(一部分同学倒买倒卖,没钱的去洗车卖苦力,经济飞速发展),我觉得,我离我的画画的梦想,成为世界级服装设计师的梦想越来越远。我想做生意。

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

Q:然后你就选择了IT?

A:我们家住在中关村,到处都是高科技公司,各种硬件公司和各种软件公司。那个时候的所谓电脑一条街,联想方正之类的,都是路边的小门脸。大家刚刚开始有电脑,屏幕都是绿莹莹的,磁盘都是大的软盘。我想,或许我可以做一些和电脑有关的事情。

我妈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我去她那打过工,帮着搬书,看到很多高教社定期订阅的国外的杂志。那杂志特别漂亮,外面的封皮是亮的,里面的纸是白的,哇,特漂亮。

我对电脑一窍不通。为了做电脑生意,我就去中关村的一个书店去看电脑书,什么都看不懂。觉得和我妈那的国外的电脑杂志怎么就可以那么漂亮。我就想,像我这样愿意学习电脑的人肯定特别多,如果我把我妈那的杂志卖给中关村这些电脑公司,应该生意不错。

于是,我印上我舅舅的电脑公司的名片,穿上西装,拿上几本我妈那订的国外电脑杂志,放到一个小的公文包里,一家一家去敲门,说我是超群电脑公司的业务经理,这是我们代理的几本国外的杂志,不知道是否感兴趣。大家都很喜欢,几个月我绕完400家中关村俩溜儿的小门脸,签了40多个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读,又卖又聊,很多(和电脑相关)的东西我也自然就懂了。有的老板也很赏识我,也会问,小伙子,你们这个电脑公司除了卖这个电脑杂志,还卖不卖解压卡什么的。我想,什么是解压卡,不知道啊,但立马就说:甭管是什么,卖!型号告诉我。后来就有人问,复印纸?有!打印机?也有!就这样,我们做起了电脑配件买卖的生意。

那时候,我和我表弟每天就打着面的,一车一车从这里买点东西,卖到其他公司去,走访于各个电脑公司之间。我们俩就很少去上课了。

过了一段时间,Windows出来了,长城,康柏,IBM的电脑要上万了,攒电脑也简单了,我们就做起了组装电脑的生意。虽然不知道组装电脑干什么…那时候也不能联网,还是Dos,但可以用电脑打游戏,可以玩哔哔哔哔地用光标组成的人。

后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组装电脑赚钱,我在北京的各个高校发展电脑杂志的销售,找同学来帮我卖杂志。如果你想帮我卖杂志,可以,你先买我这里的一套杂志,一套160块钱,你卖出去一套我就给你分一部分。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分销,只是觉得我可以用卖杂志的时间去挣更多的钱。就这样,我做这些生意做了一年多。

Q:你家里人如何看待你的“生意”?

A:家里人都快疯了。你看,一年多时间不上课,逃学,屋子里堆满了各种电脑原配件和各种电脑杂志,电话和BP机一天到晚响,天天打面的搬东西到处跑。我比我爸还忙。

我们家里的人容忍我不当工程师,去学服装已经是极大的让步。现在我天天开始干倒爷,从商,混在社会上,在他们看来,工农兵商,我做的是下九流的行业。我爸说,你挣那些臭钱有什么用,没出息的孩子。有一天,我爸就冲到我屋里来,把电话线给扯了:“有本事你自己买一电话!”他认为我在走一条邪路。

Q:为什么起出国的想法呢?

A:我凭直觉创造的原始商业模式开始挣钱了,就涌现出很多一样的生意伙伴,恶性竞争很激烈。但决定放弃自己的“生意”主要是自身的原因,我自己感觉不是很好,将来能有什么前途也不清楚。对于生长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我来讲,没有学历总觉得十分遗憾,虽然挣的钱比我爸还多,但我总觉得不光彩。我很自卑,没什么信心,觉得就这样下去,十年之后我能在中关村有一个门脸,手底下有十来个人,开个小捷达,也就到头了。我内心十分动摇。

我爸和我谈,说:我们家出门左手是清华,右手是北大,你怎么就跑到朝阳去上了学,还做了生意。现在服装这条路看来是走不下去了,那就出国吧。

于是我开始十分认真地准备托福,准备去英美的学校。那时对去哪个学校也没概念,新东方也只是一个小门脸,我没去新东方,在图书馆里一边学英语一边写申请信。为了练口语,我就每天和老外打篮球,跳霹雳,和他们很合得来,口语就练得比较好。所以,白天学英语,写申请,晚上打篮球,跳霹雳,练口语,过了半年的休学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我等录取通知信等得很辛苦,出国这条路看上去也十分遥遥无期。我很苦恼。

Q:为什么会去日本留学呢?

A:有一天我去爷爷家,碰到一个在日本大学任教的他的学生金先生来拜访。爷爷说,董路现在天天很苦恼,想出国读书。这位金先生说,如果想去日本,我可以帮忙。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想去日本,从小恨日本,但那天晚上回家就失眠了:日本,我们家电视是日立的,马路上有车是丰田的,那我就去日本镀银吧。于是,第二天我就去书店打开了《标准日本语-中日文化交流》,决定去日本了。

Q:去日本困难吗?

A:去日本不需要像去英美国家,需要托福或其他语言资格考试。学生可以选择先上日本的语言学校,两年后如果考上大学就可以继续留在日本。所以,我如果付得起上语言学校的钱,就可以去日本了,一年大概四十多万日元,二到三万人民币。

我们回过头想想,90年代,万元户的概念都是刚刚出来。我们家很清贫,我们把所有人的钱凑在一起,也只有几千。我爸有一天,带上我,去找他下海赚了钱的同学借钱。他们谈笑风生,我坐在那很难受。我想,我一定要混点出息回来。

我在93年5月,去了日本。去日本之前,有两件事情让我很感动。

– 我姥爷是八路军新四军里的一个老干部,从小给我讲抗日的故事,满身都是战斗的伤疤。他亲手杀死过日本人,曾被日本鬼子逼到悬崖上,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跳下悬崖,挂在松树上而逃生。我当时很不安,也很难受,因为要把这个决定告诉我姥爷。姥爷的反应出乎我意料。他说,日本是个很伟大的国家,发动战争的不是日本的人民,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发展起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你一定要学到他们好的东西。当时我的眼泪唰地下来,一个家里8口人,6口人被日本人杀害的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见得老一辈革命家伟大的胸怀。

– 我爷爷当时是我家里挣钱最多的人,是大学的教授,但也很清贫。临行前,我爷爷我奶奶拉着我的手,给我了三百美元。说,去日本实在混不下去,就回来吧。用这个钱买张机票,家里人都等着你。然后他们把这三百美元缝进我的裤衩,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

Q:到日本的生活如何?打工经历给你带来什么?

A:到日本的时候我差两个月20岁。当看到日本车水马龙,夜如白昼,马路很干净,大街上男男女女穿得都很漂亮,与家人离别的伤感很快过去,我对新生活感到很兴奋。

兴奋之后发现自己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一个人都不认识,也没有钱。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到日语学校去上课,下午三点去日本饭馆打工到晚上十一点,回去学习,睡觉。

在日语学校,我的同学们岁数都很大,没有几个是想真正学日语,考大学的,都是打好几份工,想用两年时间多挣点钱,回去娶老婆养孩子,还有一部分想过这两年时间就黑下来。同学们混好多黑社会的帮派,福建帮上海帮之类的,经常血拼。我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段时间我精神上特别痛苦,语言不通,受人歧视,没有钱给家里打电话,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透明的人。站在大街上,所有的人在路上走,匆匆忙忙地,有的时候有人会撞到我,我觉得自己还存在。学校里没有人和我说话,饭馆里也很少和同事交流,我晚上回去就对着镜子和自己说话,非常孤独和寂寞,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除了精神上痛苦之外,我的肉体也很痛苦。租的房子是日本战后没有倒塌的房子,上个楼梯还咯吱咯吱晃,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除了吊着的电灯,什么都没有。我从大街上捡家具回家,每个星期买一包最便宜的六片切片面包和一打鸡蛋。每天都很饿,在刷盘子的时候偷偷吃饭馆里客人剩下来的好吃的,狂吃饭馆管的那顿工作餐。没有钱理发和洗澡,头发遮住眼睛,扎个小辫,身上都是味,很丑,不修边幅,穿得特别土。

有一天,我在刷碗,厨师长要我递一个东西,我听不懂,他叽里呱啦地在那比划一大圈,我还是听不懂。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

因为日语学校教的词汇我在饭馆里都用不到,基本都是最简单的桌子椅子你好再见之类的。于是我拿一个小本,到超市里的生鲜食品和调料品柜台,去看芹菜的日语标签是什么,酱油的是什么,一个一个去认。抄了几天之后,超市里的经理对我特别客气,背着手鞠躬问我:您在抄什么呢?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我也听不懂,说:我学语言呢。一个星期以后,我对饭馆里的东西就都知道了。

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用的人。我开始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日本饭馆里的人都很敬业,不管有没有客人,服务员和厨师都站得笔笔直直地,把桌子椅子,墙壁镜子擦得干干净净的。我就会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躲在水池底下开始学习,有客人的时候就开始递盘子洗碗。后来老板看到了,很感动,也允许了。我也就更经常地躲在饭馆的犄角旮旯的昏暗的灯光里学习,老鼠蟑螂在旁边来回地跑,久而久之,书页里写满了字,夹着油烟和酱料水渍,变成了很厚的一个本子,密密麻麻都是字。

再往后,我日语越来越好,和饭馆里的人聊得也多了,他们也开始教我做菜,我也开始给他们做中国菜吃。由于我比较presentable(上得了台面),会咻咻咻地用刀啊火啊去表演,所以我就被派去做日本铁板烧的最厉害的厨师,很风光地站在餐馆的前面,不刷盘子了。我和饭馆里的人也成了哥们,我也有了更多的日语口语锻炼机会。

十个月后,我参加日本的外国人高考,以全日本第十八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饭馆里所有人都来看我,指着我说,看他考上大学了。由于要离开饭馆去上大学,他们很难过也很自豪,一起合伙买了个微波炉,说以后我们不能给你做饭了,自己用微波炉热饭给自己吃。饭馆老板也送了我一块手表,我很感动,离开的时候和他们抱头痛哭。

这一年,我作为一个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很低,孤独感很强烈的中国人,过了一年打工,读书,睡觉的生活,终于得到了日本社会的认可。

Q:在日本上大学的经历难忘吗?你是如何度过的?

A:我在中国就没有好好上过学听过课,在日语学校也是。当我坐在大学的教室里的时候,觉得幸福来之不易,生活像天堂一样美妙:阳光洒在教室里,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旁边的同学安安静静的听着。

我在94年进入日本琦玉大学,不仅进入了理想中的专业,经济学部市场营销科,第一年还考取了全校第一。那时加起来,我拿到了三份奖学金,比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还高。

我的生活开始更自由,我想更多地接触日本社会,得到了一个在NHK的新闻组做摄影师的助理的实习机会。在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传真都发过来,这里发火了那里杀人了,看一看然后就决定报哪个就去现场了。有时候半夜接到BP机,也就出门去采访了。我在那里干了两年,看过各种杀人放火的事情,也有幸采访过日本首相。

在校内,我也组织了一个外国人的社团:“Try me”,两层意思: 挑战我自己,也欢迎日本学生来了解外国学生。核心成员一个是柬埔寨人,一个是毛里塔利亚人,社团活动很丰富。同时,我也想锻炼身体,就加入了举重队练肌肉。生活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到了大三,由于我在中关村卖过电脑,对电脑有一些了解,我开始在学校的机房里用刚出来的互联网做各种事情,学习如何做HTML,做局域网做WLAN,教其他同学上网用电脑,还给经济学部做第一个网页,和美国的学校网上交流。生活很丰富。

Q:当时在日本找工作难吗?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接受度好吗?

A:在大学里我选择住在日本学生的宿舍,对日语提高很有好处,我的日语非常好,很难看出来我是一个外国人。从大三开始,我穿上西装到各大公司去面试,最想进的还是广告公司。

97年的日本,相对还是比较闭塞。去很多日本公司面试了两次或三次后,面试官会以为我是从日本北部过来的或者南部过来的少数民族,名字和长相都会有点不一样,就问,你的名字很奇怪嘛,是哪里出生的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还会以为我是从日本的中国地区过来的人。我会继续说我是中国北京人。他们的脸色就会大变:哎呀,我们公司不找外国人。

这样的经历多了之后,我很难受,觉得被歧视,不公平。后来我再去面试,我都会先说我是中国人。如果对方不“嗖”地吸气,我就会继续和他谈下去。

但后来,我还是得到了在很多企业工作的机会,比如德意志银行,毕博等。到日本的第二年,我就把我上学签下来的所有钱都还了。我很高兴,在日本白手起家的我开始想做一些挣钱更多的工作。

由于投行的IT系统的发达程度是仅次于IT行业本身,我就打电话给高盛的IT部门,想以技术人员的身份进入金融行业,想成为一个在商业机构做技术的人。在高盛参加面试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外国人。那次高盛面试了400个人,只录取了一个,就是我。我的人生又一次遇到了转折点。

Q:进入日本高盛工作,给你带来哪些变化?

A:我在面试高盛时,告诉我的老板,我在中国,在日本都做过很多事情。我的老板说:Good,basically you are telling me that you can do everything.(你在告诉我,你基本上可以做任何事情)。我说,Yes! (是的!)

我加入高盛时,是98年,互联网行业泡沫最大的时候,到处都是钱。当时要参加在纽约的新人培训,去的时候坐的是商务舱,到了之后住的是客厅里面可以滑旱冰的,4000美元一个月,在双子座大厦旁边的二室一厅的公寓。头两个星期,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年轻的高盛人在世贸中心“windows on the world”的大厅里接受培训,听高盛华尔街的历史。我看着窗户外有飞机在飞,觉得自己,哇,在世界的最顶峰。

经过六个月美国东海岸的“精英教育”,我们知道了穿西装,怎么穿黑白花的皮鞋,也知道了衬衫里别的笔不能低过50美元。回过头来看,这个培训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你就是世界上最牛的人。你只有在高盛工作才能有这样的生活。他们在用金钱给我们洗脑。洗脑的结果就是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身体严重透支。

到了2000年,公司的IT人都出去创业了,每个人都有一个.com。技术公司的上市很多,由于我对技术有了解,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能挣钱,商业模式是什么,所以我很顺利地转去了私人投资部,为日本的百富榜上的富人做投资,管理他们的全球的股市和债券,买卖名画,小岛,古董等,手指一动就是上亿的资产。

我转到私人投资部工作了几年,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

每天的工作变得更加的紧张,平均睡眠三个小时,还要每天学GMAT,对我的身体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去按摩,人家一捏,会惊奇:你是做什么的?你的身体好像是60岁的人的身体。
每天都很紧张,我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觉得失望。同事之间暗地使绊,有很多让我很震惊和不齿的事情在发生。很残酷。和当年日本饭馆里的微波炉情谊完全不一样。
有一天,我待到很晚,为我的客户(和国内李彦宏柳传志级别差不多的人)理财。凌晨两点多,我打电话给我的客户,告诉他我给他赚了五百万美金。电话那边传来他在夜总会里和女孩们玩乐的声音。挂完电话,我看着办公室里的大电视的各种股票和新闻在闪,很安静。电视里播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的故事:印度人尤努斯的小额信贷项目 – 50美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我看着那些穷人用这些小额贷款买了一头水牛,用藤条编筐,眼里闪着泪光,笑容却很开心,想起了我的家人和我在农村度过的小时候,想起了我的爷爷缝到我裤衩里的300美元,想起我爸爸带我去借钱。我的眼泪就唰唰地往下掉。
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我觉得我在帮富人挣更多的钱,领取他们牙缝里的工资,这些富人的钱也没有用到有用的地方,而是在挥霍,我是不是在助纣为虐了呢?我到底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呢?

后来,我开始了对自身价值的思考,我开始对钱丧失了兴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已经在日本社会里证明了自己。但是又怎样呢?我应该如何运用我的这些才能呢?

我觉得我需要改变,我需要离开投行,离开待了十年的日本。

我想回国,我觉得我回国不仅能用到我在日本在高盛的经验,而且还用到我作为中国人的才能。但我爷爷这时候又开始影响我了,他说我们家都是博士,你最起码读个硕士。

于是不想在投行继续工作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的我决定在回国之前去美国读个MBA。

Q:你在斯坦福商学院的生活是怎样的?

A:在投行里待惯了的我,到了西海岸之后,觉得眼前一亮,原来人可以形形色色,生活也可以各种各样。我的同学里有钢琴冠军,有海军陆战队的,也有洛克菲勒家的曾孙子,以及缅甸的王子。每个人都很奇特。

除了上课,我学戏剧,学帆船,学葡萄酒,天天party,认识“人”。我每天用最少的精力去完成学业,最大的精力去认识人。我把同学排在第一,虽然斯坦福的名教授也给我带来很多价值,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我想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我定了个目标,要用两年时间认识一千个人,并且拼命享受生活。我参加各种活动,也参加铁人三项赛,做很多事情,唯一牺牲的就是睡眠的时间。

这两年我过得特别美妙。

在这两年,我没有能认识一千人,但比较透地认识了一百个人,这些人成了我人生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人,启发了我对生活的想象:人还可以这样生活!

Q:商学院毕业后,是否考虑继续从事咨询或者金融行业?为何有改变?

A:我不怀念我在投行的日子,我对钱不感兴趣。

在斯坦福读书期间,我去纽约见过一次以前在投行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聊,今年几个大的投行在每个商学院招几个人,有几个空缺的职位,招聘的策略是什么,有谁提前拿到了录取通知。他们问我,你们学校会招几个。我一无所知。我在斯坦福的同学们不会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会去聊最近有一些什么有趣的想法,怎么样去Do good and Do well(做好的事,好好地做事),怎么能够既赚钱又为社会做贡献(社会企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

我发现我变了。

斯坦福比较鼓励学生去尝试新的对社会有益的点子,我也四处接触了很多和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比如组织残疾人做各种烘焙点心,然后在超市里用专门的区域来售卖,价格稍高,但多出来的费用可以帮助残疾人更好地生活。也比如因为日本的再生能源和垃圾回收做得很好,我会去帮助中国政府引进一些日本好的项目。又比如,通过脚踏车或者其他的动力能源,帮助没有电的地方能够有电。再比如,用一个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可以让低保的残疾人能够使用到助听器。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可以更好地帮助社会的发展,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这样的经历和体验,让我发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也可以创造出三百六十一行,只要你有这个新的理念,你就能做出来。能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是斯坦福的英雄。

我想做这样的事情,做更多的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Q:你的经历十分丰富。你活一年做的事情,别人要做好几年,你对生活的激情从何而来?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天生就这样。我没有一定要去做这些或者那些事情,我每天醒过来,我觉得就要去做这些事情,累了,我就去睡觉。我没有强迫我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Q:我觉得你骨子里是个创业家,你对创业是怎么看的?

对,我骨子里是个创业家。骨子里是创业家的人很多,真正能走上这条路,需要的是信心,是胆量,是机遇,是资源,还包括时机。

我回国后,还是想不出我想创什么,于是我去做了一年咨询,一年后,我还是没有想出来做什么,但我想或许我可以离创业家更近一点,于是我去做了风投。做了风投,我还是没有想出来做什么。我就发现,骑着驴找马,总是找不到马。因为你骑着驴,你的想象力就被限制了。于是,我从马上跳了下来,辞掉了风投的工作,立刻机遇就来了。

那天,我从上海的办公室辞职出来,看着楼下,哇,充满了一种忐忑不安但是很奇妙的感觉:明天,就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了。我要用我的双手,在这个车水马龙的世界上,去创造出我自己的天空。我觉得,如果你做着一份你认为很美好的工作,你是永远不会觉得累的。

Q:你是如何下决心去创业的呢?

A:2005年圣诞节之前,我去参加了一个长江商学院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里,我们和几个中国著名企业的CEO,一起去参加给海南附近的一个很贫穷的学校捐款的仪式。

这个学校在五指山脚下,很穷,学校老师站在那里,和大街上的农民工装束差不多,很木讷,整个仪式里也没有很感激涕零的表情。

我们进行完仪式,一行人在没有任何爬山的装备的前提下决定去爬五指山,一边爬一边聊天,很开心,在云海上拍照,一下就发现都下午三点了。天渐渐就黑了,这座山未被开发,也没有任何信号,我们下山的路上都是热带的藤,草,十分难走。到了晚上八九点,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靠着自己的声音一步一步往前挪,很多人开始抽筋,饿,渴,恐惧一起袭来。

我们这一行人,有的人是民企老板,CEO,或者是政府的官员,但在这个时候,社会上赋予的身份和其他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感觉特别渺小。

不得已,我们派较年轻的人下山去找救援。不知道过了多久,在绝望中我们看到黑暗中有两束光,非常快地朝我们靠近,是山下的这两个朴实的老师,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拎着24瓶装的矿泉水箱子,像黑豹一样像我们跑过来。这两个老师背起我们不能走的同伴,飞也似的走下山去。

等所有人都很艰难地下山后,老师在学校旁边给我们煮了鸡蛋汤,加了番茄,我们都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老师救了我们之后,没有过多的言语,淡淡地给我们做饭,然后拜拜。

这事对我振动很大:

我周围的这批海归都很优秀,有去风投有去国企。但大家活得都不开心,总觉得不满足。大家都觉得做咨询不如做风投,做风投不能做助理还要做合伙人,无论做什么都很难受。
我看到这些海南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座大山,但他们都很快乐和满足。
我去过那么多国家,会说那么多语言,我所受的教育应该让我更幸福,怎么会让我觉得什么都不能做呢?我应该能够做的事情更多啊,为什么我现在能做的事情这么少?
我觉得,这些现象一定是错的。我发现,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虚荣。
我自己身上的虚荣,让我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是斯坦福毕业的,我不能活得比其他同学差;我出去飞,就一定要坐商务舱;我住酒店,就一定要住五星级;我租房子,最起码要租新城国际。可是,为什么我就不能挤公共汽车?为什么我就一定要维持一个所谓成功者的形象呢?

我发现,我在过别人的生活,是别人在看我的生活,别人觉得我都去了这去了那了,所以我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我也发现,这所有的所有,都是来源对不成功的恐惧,对风险的恐惧,来源于对别人对我的评价的恐惧。为什么我就不能过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呢?

我就一直想,这样不对。我想来想去,想通了。万一我做得不怎样了又怎样了呢?我有过去的生活和经验,如果我能有机会把我的经历用到中国的社会中,我一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一下觉得天空很广阔。再说了,一旦失败,我还可以回去做投行,我还害怕什么呢?

我一定要去想想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要完成我的梦想。所以,我从海南回去之后就辞职了。

Q: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A:我很喜欢美的东西,我一定要去做时装。

当我一个大男人在做投行的时候,我还是周末会去上海的董家渡去看服装,去北京的苜蓿园淘布料,每个星期看时装杂志,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我想,我可以像丁磊养猪一样,从硅谷和投行回来做服装,做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做一些自己有激情的事情。

好玩的是,当我下定决心之后,能帮我完成我毕生梦想的机会就都来了,这些机会就变成了我之前做的Beyond Tailors,也变成了我现在在做的兰缪。我发现,我在利用我与众不同的经历和能力在做我的梦想的事情。

当我没有追求我的梦想的时候,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盘散沙。当我确立要去追求梦想后,就像一个拼图游戏一样,我过去在IT行业的知识,资本市场里的知识,我读MBA的经营管理的知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发挥日本的强项的优势,我对服装的知识,都拼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副图画。

Q: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对你的意义而在?

我做兰缪,最初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拿到好东西,能够享受好的服务,能够让优质的品牌、商品甚至品格,影响人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公司取名叫优品)。我觉得这才是有价值的事情,只有我能够对社会和世界做贡献,我和我的公司才有存在的价值,我在社会上才有真正的一席之地。

很多人都会说,董路,你也不懂女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事情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为什么我有勇气有激情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今天我做的事情,是我人生的集大成,有我的梦想,有我的经历,有我所有的东西。它不奇怪,它不偶然。它是我的梦想,我的人生哲理,我的经历,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以及所有的结晶,是我的生命。我来做这个事情,就会不一样。它是活的。

Q:你认为性感是什么?

A:我觉得性感是一种态度。是在好看之上的,与漂亮无关。如果你有这个态度,你穿什么都好看。

Harvard University: Enter to grow in knowledge, 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

Harvard University: Enter to grow in knowledge, 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

转:移民的理由:“把他送到英国去,不求名校,只求像自己小时候一样生活——就这么简单。”

邱先生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不过,老邱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尝尝投票的滋味。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天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两人的手续要在民政部门的涉外婚姻登记处完成。登记那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罗女士:“这是你第一次结婚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工作人员感叹一句:“这么大岁数还能找个外国人,还找了个不错的呀。”罗女士说她当时脑子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岁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随即意识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罗太太的闺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办结婚登记,闺蜜的那位美国丈夫年纪稍大,工作人员问:“你和他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你父母同意吗?”这位闺蜜已经30岁,不知道登记处的大姐为什么要这样问。罗太太带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办完登记手续,给工作人员送点儿喜糖,可几句问话之后,她那位略懂一点儿中文的美国丈夫对她说:“不要给他们糖,这袋糖我们带回去。”手续办完,罗太太及其闺蜜,连同她们的美国丈夫,两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合影,罗太太手中拎着那包没有送出去的喜糖。

说起8年前婚姻登记处的那一幕,罗太太问:“你说,哪种逻辑是正常的?婚姻登记处那几位大姐,她们以为嫁给一个外国人,就跟捡到个便宜似的,她们的处世逻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思维?是正常的想法?我们遇到自己合适的人,去登记结婚,觉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们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们的逻辑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变成这样,原本我们是正常的,结果变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处世哲学,反而是社会的主流,这是让人别扭的地方。”

罗太太的孩子现在都7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这次是罗太太自己回国来玩。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

罗太太的孩子出生时,办了一本中国护照,母亲是中国人,自然可以办理中国护照,可父亲是美国人,又去美国大使馆给孩子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尽管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说,但小家伙有两本护照——那本空白的美国护照在中国没什么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国,必须去补办一张旅游证件,可这本美国护照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用,这就是身份的吊诡处。刘太太对这些早有研究,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曾经详细探讨过这种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国,让他领一本美国护照再回来。可随即打听到,父母双方都是中国人,抱着一个拿了美国护照的孩子回来,在海关多半会被羞辱一番:孩子那个美国护照不予承认,还是要去办个旅游证才能入关。刘太太的一位闺蜜曾经遭遇这样的麻烦,生了个孩子领了个美国护照,却发现在中国生活,那护照还不如一个北京户口好使,于是又去办理北京户口。户籍管理者说,那边注销美国护照,这边才能上北京户口,她去把美国护照注销了,可这边的北京户口还没能办好。刘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办理准生证等手续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办,户口这些事本来就够麻烦,不愿意再加上护照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所以踏踏实实把第二个孩子在祖国大陆生下来,一儿一女,按部就班地开始办理移民香港的手续。说起孩子的身份问题,罗太太那边又燃起怒火:“我怀孕的时候,就为我们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咨询,到咨询处我就说,我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现在我怀孕了。那位警官没等我说完,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去医院啊,找我们干嘛?我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你说,我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良家妇女,只要跟咱们的政府部门、物业等服务部门打一回交道,我就能变成一个泼妇,这太他妈神奇了。”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8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受赞助费,有班车,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条件的攀比。刘太太考察过好几家幼儿园,有些幼儿园硬件条件更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闺女在那里呆上两年,就会变成一个“泼妇”。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正确事情的结果,快乐是要帮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拣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拣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愿意以后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说话间,罗太太去了趟洗手间又转了回来,打量一下酒吧里消遣的一帮中年男子,小声说道:“听说现在国内又流行红酒加牛奶了?这种喝法真是新鲜啊,你要是在英国,听说国内流行红酒加牛奶,一定觉得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国内,边上真有人喝红酒加牛奶,你就有点儿抓狂。所以咱们还是保持一点儿距离好,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可我真没听说哪里流行红酒加牛奶啊。”

 

小吕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小吕,北京人,在南京大学学地质,到美国后攻读环境学的硕士。她上高中时,父母就想过让她出国,但当时小留学生的负面新闻过多,父母不放心她,让她先在国内念大学后再准备出国。父母很早就告诉她,要出国见世面。这条出国之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准备,从高考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到“大二”开始准备托福、GRE,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实现一家人的理想——就是出国。小吕“大四”的时候申请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几所学校,被宾大一个硕士项目和英国帝国理工一个博士项目录取,硕士项目没有奖学金的,博士项目有,小吕家庭经济情况不错,一年大约30万到4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对父母的生活没太大影响。“我爸妈说留学的钱从小就给我存好了,所以还是鼓励我来读硕士。他们不希望我读书读傻了,做个女博士嫁不出去,另一个担心是去读帝国理工未必能留在英国,就让我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项目。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的性格不大适合做科研,还是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好。”

没来美国之前,小吕想,以后也许还是要回国工作,父母不会英语,她是独生女,想跟爸妈在一起,当时一家人还没想移民的事,都说中国经济情况很好,美国正是次贷危机。“我当时都想好了,去学两年环境,然后去NGO(非政府组织)实习,回来找一个NGO驻中国办公室的工作。师兄师姐都告诉我美国其实就是个大农村,特别没意思,还是国内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多、朋友也多。后来我们大家想法就变了。”

宾大在费城,是美国东部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小吕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为费城的破旧纳闷,而后才发现这里的好处。“比如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发现美国大街上很多残疾人,就是坐着轮椅的那种,有的是半身不遂,有的是腿有问题,我开始还纳闷,觉得是不是美国残疾人比例高?后来渐渐就明白了,其实不是美国的残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残疾人大多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出来很不方便。但是美国就不一样,比如我们学校的宿舍,我就发现我们那栋宿舍楼专门有一层是无障碍的,那层所有的门,包括楼道门和房间门,都有一个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按钮,方便坐轮椅的同学开门。学校也有专门的班车可以免费接送不方便的同学去教室上课。任何地方的卫生间一定有一间是比较大、有扶手的无障碍卫生间。市里的公交车司机看到残疾人都会放下一个踏板,方便他们摇轮椅上车,车上有专门固定轮椅的地方。”接着小吕发现,原来美国的东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选择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国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医院、去银行排队很慢。人工贵,家具自己装,电器坏了自己修,搬家也要自己搬。

“说到读书,我在美国、在国内上的都是还不错的大学,我觉得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课的内容差不多,可能国内的老师还讲得更好点儿,但是国内大学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美国这里要少很多。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几个老师还是挺可爱的,不过总归有那么几个老师或者什么党委书记,一张嘴就特别官腔,虚伪。我特别不喜欢。美国就少有这种老师,听美国老师讲课,你就能看出来他搞科研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他就是爱地质!一上课终于有几个人能听听他研究的这点东西了,眼睛都发光啊。国内好多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打一份工,虽然也很努力、很敬业,但是没有那么爱,还有些老师纯粹是把科研当赚钱的工具。我以后有孩子,大学我一定让他出国念,省得学一肚子世故虚伪。”

小吕说:“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起来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自由就是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说,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比国内小。在美国,你愿意单身,不结婚,或者你愿意跟同性结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但是在国内,你说你不结婚,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对你施加压力,像个邪教似的。四十几岁不结婚,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正常。我一个师姐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世界。她在国内跟别人说,别人都说你疯了,你应该干点正经事。但是在美国,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应该趁年轻快点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残疾人和穷人的权利,包括别人的权利。我在国内听大家说不公平,主要的意思就是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权利。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听说美国常春藤白人学生和黑人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申请是区别对待的,你的成绩不够好,但是有可能因为是拉丁裔就能进常春藤念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这不公平啊!后来才慢慢发现美国的思维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投入不够,所以要加大投入,给他们更多机会。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是公平。”

小吕以往多次和父母去欧洲,到美国读书后,暑假的时候就去南美。“大致就一个体会,我去过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活得比中国人轻松,中国人太累了。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和外国人比,是一些深层的不一样吧,我说不出来。”她到美国一个学期之后,父母开始考虑移民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身边的几个朋友都在谈论移民。对于移民,妈妈好像更热心一点儿,小吕的妈妈在民主党派做扶贫工作。“我妈妈说她觉得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哪天矛盾激化,她一点儿也不会惊讶。后来开始唱‘红歌’,我妈说感觉那氛围有点吓人。虽然我觉得动荡不大可能,但是准备着也没什么不好。而且现在国内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存在银行一直贬值,买的股票现在还套着,我觉得还不如拿来投资移民划算。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私有财产不大受保护,哪天万一真要强拆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还不如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吕爸爸的一个朋友,女儿在多伦多,一家人也要移民。“我去找她玩过,我发现加拿大真的很适合移民。我爸爸还有两个同学在多伦多,等那个叔叔也移民了,我想我爸爸妈妈过去之后,起码不会没有朋友。多伦多华人社区很大,中餐店又多又好吃,好多银行都有华人接待的,不会说英语问题也不大。房子我都看好了,在一个地铁终点站附近,有个很不错的社区,很多中餐、韩国菜,治安也好,房价也不贵。我想他们可能会无聊,没准开个小餐馆什么的吧,具体的还没想好。”

小吕说:“我和妈妈、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很难沟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较传统,也不善言辞,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新潮、有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妈从来没管过我什么早恋啊这些事情,也没逼着我学习。我问我妈,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了你理解我么?我妈就说不结婚也没事,要是跟女的结婚了你别告诉我就完了。我觉得我爸妈还是非常好沟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赶紧找对象啊、好好找工作什么的这些小事,大事上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很统一的。不过我妈不喜欢我批评时局,我妈说,这跟愤青一样没气质,而且有些事不必说,做就行了。”小吕知道,妈妈在“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儿刺激,妈妈当时住在民主党派的院子里,经常能看到院子里的人被红卫兵逼疯了,或者是放学路过后海看到自杀者的尸体被捞上来,还有楼里有自杀的人,尸体被抬出来。“当时我外公关在九三学社的一个院子里,只有我妈和我姨两个女孩子在家,我妈说当时她们俩一个10岁、一个7岁,自己连饭都不会做,还成天有红卫兵闯进来抄家什么的,两个小孩吓坏了。我妈说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妈妈也不是故意跟我说这些,就是我妈妈有点儿神经质,特别容易乱想。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是小时候吓着了,然后顺便说了这些事。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开朗,永远高兴。”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更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她也有心情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后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大陆当做最重要的市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我们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就是升职、涨薪水,时不时能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又有一家大企业给出多少万的年薪。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车祸案’——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1期

Important attributes of leadership

Important attributes of leadership

  1. Unwavering courage
  2. Self-control
  3. A keen sense of justice
  4. Definiteness of decision
  5. Definiteness of plans
  6. The Habit of doing more than paid for
  7. A pleasing personality
  8.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9. Mastery of detail
  10. Willingness to assume full responsibility
  11. Cooperation

Major causes of failure in leadership

  1. Inability to organize details
  2. Unwillingness to render humble service
  3. Expectation of pay for what they “know” instead of what they do with that which they know.
  4. Fear of competition from followers
  5. Lack of imagination
  6. Selfishness
  7. Intemperance
  8. Disloyalty
  9. Emphasis of the “authority” of leadership
  10. Emphasis of title